摘要：
在《春天的牺牲》一书中，加拿大历史学家莫德里斯·埃克斯坦从文化角度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在他看来，芭蕾舞《春天的牺牲》象征着人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获得的终极破坏力。文/卫州加... 在《春天的牺牲》一书中，加拿大历史学家莫德里斯·埃克斯坦从文化角度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在他看来，芭蕾舞《春天的牺牲》象征着人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获得的终极破坏力。
文/卫州
加拿大历史学家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消散之前，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 hesse）挑战旧秩序，写了这部小说《克林肖的最后一个夏天》。他在后记中的叹息，证明世界继续崩溃：“……我们老年人来自旧时代，我们曾经高度认可的世界观现在变成了一朵可笑的黄花。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年轻人不再以年龄、时代或至少五年来衡量时间，而是以每年来衡量时间，所以相信1903年的人和相信1904年的人之间存在代沟。一切都变得可疑、令人不安而且常常很可怕。”
对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黄金时代。非理性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世界拥挤在一起。在全身激情的驱使下，它以致命的加速冲向毁灭的光荣终点。尽管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具悲剧性和破坏性，但至少对那一代欧洲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精神创伤更为深刻——长期平静后的破坏是不可接受的，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是麻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尽管政界人士摇动着嘴唇和鼓声，但各国人民的反应却很冷淡，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大不相同：许多年轻人带着鲜花去战场送别人群，仿佛他们在以战争的形式迎接狂欢节。
这意味着人们实际上期待着世界大战。这不是因为愚蠢，而是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期望，即在最后的对抗中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不仅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而且还会带来变革。虽然战前漫长的和平岁月是平静的，但在社会快速变化的过程中，没有伴随结构调整，这让许多人感到越来越沮丧和不满。事实上，战后，人们产生了严重的幻灭，不仅因为损失远远大于预期，还因为预期的变化没有发生：世界大战造成的问题远远多于它解决的问题，甚至根本没有解决问题。数百万人死亡，但只在前线来回移动了数千米。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如果说战争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政治”，那么它现在第一次证明了这不是一种好的方式。
《春之祭》
这在战前鲜为人知。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已经争论了100年。许多人谴责当时那些粗心大意的政客和将军。他们像“梦游者”一样，几乎陷入了这场可怕战争中众神的黄昏；但恰恰相反，它低估了他们的智力，高估了他们的能力：如果不是冲突国家人民的本能煽动，单凭他们一个人是无法让数千万人相互残杀的。因此，春天的牺牲从文化史的角度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战争本质上是对旧秩序的一次大反叛，这种普遍的内在冲动早已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点燃。
1900年前后，正如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地理枢纽》中所说，伟大航海的时代已经结束。在发现之眼之前一直开放的世界在数百年后被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人，世界开始关闭。对于西方人（尤其是德国人），他们面临的是一个稳定而稳固的权力结构，一个无法再增长和发展的世界。对于后来者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既然我们不能再打开一个新世界，我们必须重新分配已知的旧世界。这样，世界在关闭后向内崩溃。
简而言之，战前和平长期以来一直由最重要的保守势力英国维持。它不仅在国际结构中占有最大的利益，而且把自己视为进步和自由的象征；对于新兴的德国来说，英国代表着资产阶级的虚伪，压制了德国本应获得的利益。“我们也应该在阳光下拥有一席之地”这句话代表了德国当时赤裸裸的野心。战争的爆发也意味着旧秩序不愿屈服，新兴势力无法满足。然后，将通过战争进行重大调整。这一场景在英国诗人叶芝的诗中有很好的描述：“事物崩溃，中心不稳定。”
诸神的末日之战、变化、叛乱、野心、骚动、破坏、侵略、活力和解放，这里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被压抑的能量最终以战争的形式释放。然而，这种反抗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在被释放时不遵守任何既定规则，因此它的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创造力。作为一种芭蕾舞，春天的牺牲因为这种冲动的自我毁灭倾向而成为这种精神的最佳象征：人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获得了终极的破坏力。
毫无疑问，从德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文化史。除此之外，这种从文化角度看待战争和冲突的想法非常德国化。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场“文化”与“文明”之间的战争：保守的英国和法国关注由民间社会发展而来的“文明”，但在叛乱分子眼中，在谦逊和尊重国际法的虚伪下，它仍然是弱肉强食的弱肉强食法则；德国倡导的“文化”（文化）更偏向精神、道德和意志。斯宾格勒认为，它是生命过程或历史的基本现象。所有的历史文化符号都隐含着生命的形而上学的神秘——这种带有神秘倾向的内在冲动是非理性的，不符合英国“文明人”眼中的文明规范。
在第一枪发射之前，人们已经在精神上处于战争状态。正如书中所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主要从精神和道德的角度来理解快乐。感官满足不仅可疑，而且充满罪恶；相比之下，德国文化提倡纯粹的激情和意志，强调自我满足和令人耳目一新的体验。法国哲学家达纳在1867年说：“德国人是现代精神的发起者，也许是现代精神的导师。”它不受现代性精神的约束。
这也让我们明白，这种致命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是观念上的差异，也是审美上的原因：英国人更多地从“文明”和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人。对他们来说，世界可以分为“文明”和“野蛮”，正如板球场可以根据他们的行为迅速区分遵守规则的“绅士”和不遵守规则的“恶棍”。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从感性、审美和直觉的角度看待对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之所以憎恨对方，只是因为他们讨厌自己的风格和语气。因此，战争在当时通常与解放和自由联系在一起。例如，战争意味着“摆脱狭隘和琐碎的资产阶级”这句话在当时非常流行。
战争爆发时，德国人享受着激情驱使下的狂喜，感觉超乎寻常的日常生活，但很少理性地考虑战争的后果。战争已成为一出盛大的歌剧。在抽象的审美体验中，人们感受到那种狂喜和悲伤，享受着神的末日之战。瓦格纳的歌剧成为德国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绝非偶然：它是德国现代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内在超越；但这就像过山车带来的刺激。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它才是美丽的。一旦出轨，它将成为一场事故和彻头彻尾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德国人过分追求超现实主义，以至于他们认为它本身就是现实。当他们投入战争来体验这种感觉时，他们忘记系安全带了。
从理解德国文化精神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部杰作。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深受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德国文化气息。从绘画和舞蹈的艺术类型中洞察时代精神变化的技巧，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样，也必然会引起争议。然而，很明显，作者对“德国文化”也有一个相对狭窄的定义——例如，马克思主义，一种同样倡导斗争和解放的德国思潮，没有被纳入他的分析。他似乎并不怀疑政客们的言论，比如“捍卫德国的感情”和“出于责任和荣誉”。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像沉迷于恢复那段历史的审美体验，这段历史与其说是一段历史，不如说是一段历史
